亲历朝鲜停战谈判:不要带着仇恨和情绪 要见招拆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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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亲历朝鲜停战谈判:“不要带着仇恨和情绪,要见招拆招”

  该争的据理力争,该让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

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朝中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右侧)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左侧)在《朝鲜停战协定》中签字。图/新华
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朝中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右侧)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左侧)在《朝鲜停战协定》中签字。图/新华

  亲历朝鲜停战谈判:行止之间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0.9.21总第965期《中国新闻周刊》

  50余年间,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的老友时常重聚。

  老友聚会以一块绘有花鸟图案的黑色石头为信物。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副代表的杨冠群做东后,信物传给下一位战友,之后再没有聚成过。

  这些年,老友接连离世,渐渐没了音讯。几乎全程参与了停战谈判的,杨冠群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硕果仅存的了。但在89岁的他的心中,朝鲜半岛上那些风云往事依然刻骨铭心。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判代表团做到了该争的据理力争,该让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如同周恩来在李克农和乔冠华赴朝前叮嘱的那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101首长

  1951年10月,杨冠群出差回京,尚未走出火车站就接到调令,和十多名外交部干部匆匆开赴朝鲜。

  开城在三八线以南,朝鲜战争爆发后被朝鲜人民军迅速占领,是个“新解放区”。这里不仅是中朝谈判代表团首脑驻地和前敌指挥所,也是与北京、平壤之间的联络站。

  杨冠群一行入朝时,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的停战谈判在中断两个多月后刚刚复会。会址从中方控制的开城,移到了双方控制线中间的板门店。

  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总部在开城的松岳山下。崖边有个居高临下的风雨亭,昼夜有志愿军战士站岗。亭前小树上挂着一个空榴弹炮弹壳,敲起来声如洪钟,是代表团的对空警戒哨。

  崖下有块松柏环抱的平台,居中是一栋石砌的漂亮西式别墅,主人早已南逃,就作为李克农和乔冠华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四周渐渐盖起一排排平房,是代表团秘书处的办公室。

  这里条件艰苦,蚊虫肆虐。大家仿照美国轰炸机的型号,称那些红头或绿头、飞起来声如闷雷的中号苍蝇为B-24,个子特大的为B-29。同杨冠群对桌而坐的是一名牛津大学的海归,他总是蝇拍在手,来一个打一个,噼啪之声不绝于耳。和杨冠群同宿舍的是哈佛大学高材生冀朝铸,为了对付跳蚤,他把长袜套在手臂上睡觉,传为趣谈。

 杨冠群在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会议室门前。图/受访者提供
杨冠群在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会议室门前。图/受访者提供

  有几次,美机飞临代表团驻地上空低空侦察,甚至还用汉语向下面喊话,声音清晰可闻,内容无非是“投奔自由”之类。秘书处青年们也对着飞机大声喊:“找错人了!滚吧!”

  中朝参加停战谈判的,实际分为三线。第一线为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的5名谈判代表;第二线为李克农、乔冠华领导的前方指挥部;第三线是最高决策层。根据斯大林的意见,由中苏朝三方商定,由毛泽东为最高指挥者,周恩来具体指导。

  志愿军代表团下设秘书处、参谋处、战俘处、新闻处、通信处、机要处和办公室、政治部等机构。在代表团里,李克农代号101首长,或称“李队长”。乔冠华代号103,干部称他“乔指导员”,班子成员称他“乔老爷”。他们的身份是保密的。

  杨冠群说,李克农在志愿军谈判代表团中威信极高,有这样一位长期在国统区纵横捭阖的老将掌舵,确是谈判的保障。他们平时听李克农讲得最多的就是“团结”二字。

  小别墅会议

  复会后,开城的归属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

  谈判最开始,中朝方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则认为这只是一个纬度线,无险可守,且要求对他们在地面战线之外的“海空优势”进行补偿,双方差距巨大。这次复会后,中朝方提出一个修正案,建议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

  这是因为,毛泽东看出对方构筑的“堪萨斯防线”是其底线,无论如何不会放弃,且就地停战其实中朝方并不吃亏,因此改变了原先的设想。

  对方也不再提“海空优势”补偿论,只要求让出开城一带,甚至可以交换,因为开城是李承晚一再提出不能放弃的“古都”。对此,中朝方坚决拒绝了。

  在谈判桌之外,“伤心岭”战役又伤亡了3700名美法联军。在美国的一场民意测验中,三分之二的人把朝鲜战争评述为“一场全然徒劳的战争”。

  11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认为对方建议已基本满足了己方“最低限度的要求”。几日后又再次致电表示,“亟待早日解决”,为此可以做一些小小让步,比如放弃开城。

  消息传来,美方谈判代表都感到泄气。李奇微回电力争无效,指示部属:“我们是受命做我们认为错误的事情,但是,军人就得执行命令。”11月17日,对方提交了一项新提议,实质上赞同了中朝方的建议。

  11月20日,李克农在“小别墅”的会议室主持了一次小型会议。虽然阵阵朔风不断向开城平原袭来,但炕已烧得很热,与会者都喜气洋洋。

  李克农说,最主要的问题已得到解决,因此要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至于战俘问题,他说,这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中央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只有乔冠华表示了一些隐忧。他说,最近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军法处长汉莱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这是个信号,美国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但这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过多担心。夜宵时,李克农拿出一瓶茅台酒,与大家干了一杯。

  小别墅会议后,中朝方面开始为战俘问题的讨论做准备。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分管战俘工作的杜平被调来代表团(代号102),着手准备符合国际红十字会要求的详细战俘名单和我方被俘人员名单。

  杨冠群此时在参谋处,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理战俘材料。

  开城的冬天,阳光充足。院子里摆开两张八仙桌,杨冠群和战友细致地整理名单,包括战俘的国籍、姓名、部队番号、级别、所在战俘营等,都要标注清楚。还要核对阵亡美军的遗物,确认其身份。在室外可以取取暖,还可以借紫外线对这些遗物消毒。看见一些美国大兵同妻儿的合照,他不免心下黯然,看到有美军在东京搂着妓女拍的照片,又感到作呕。

  10:1的悬殊数字

  军事分界线谈妥后,就进入第三项议程(第一项议程是确定议程本身),讨论实现停火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机构的组成和权责等。这项谈判并不顺利。对方建议,另开一个小组会,平行讨论第四项议程——战俘问题。中方也希望加快进程,遂欣然同意。

  12月11日,讨论战俘问题的小组会开始。谈判桌的一方为中方的柴成文、朝方的李相朝,另一方是美国海军少将鲁思文·利比和陆军上校乔治·希克曼。

  会议一开始,中方即提出停战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对方拒绝表态,坚持先交换战俘名单。僵持一周后,为免给对方的拖延以借口,中朝方同意了。

  12月18日,双方交换了战俘资料。中朝方交出11551人的名单,其中美军3192名;美方交出132571人的名单(中朝方的内部统计是11万人左右,其他属于平民和义勇队成员),其中志愿军20720人。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在其所著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一书中分析,其实朝中方面俘敌数量并不少,但之前未考虑到交换战俘问题,还按照革命战争年代的做法,将部分人就地释放,多数朝鲜籍俘虏参照过去“解放战士”的方式被补充进人民军,还有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和散失,因此交换时就所剩无多。战俘问题谈判之所以如此艰难,原因之一便是双方保留的战俘数量相差悬殊。通过这次谈判交锋,毛泽东等领导人增加了国际军事政治斗争的新经验,从此就按照世界现代化战争的特点来全面考虑各方面问题了。

  交换材料后,对方对中朝方面拘留的战俘数量如此之少表示“震惊”,并想利用数字差距来做文章,于1952年1月2日提出了“一对一交换”方案,即如果军人换完了,可以拿愿意去南方的朝鲜平民来换,而且交换时要实行“自愿遣返”的原则。

  对此,李相朝斥之为“人口买卖”。他说:“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返并不是人口买卖,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对方说可以把“自愿遣返”改为“不得强迫遣返”。李相朝说:严格按照日内瓦公约办事是所有签字国必须遵守的义务,怎能污之为“强迫遣返”?对方说:释放全部战俘就等于增加你方的军事力量。李相朝说:这说明你们真正关心的不是战俘的人权和幸福,而是战斗人员与武力。

  此时,美方战俘营中也出现了日益激烈的流血斗争。朝鲜人民军战俘多为北方人,大多坚定要求回归,而志愿军战俘情况则比较复杂,原国民党军俘虏成分占70%以上。但这些人大多数内心是愿意回到祖国和家乡的,真正“不愿遣返”的所谓“反共战俘”,估计有3000人左右,多为原国民党军党团骨干分子和军校毕业生等。

  对于多少人拒绝遣返,美方一开始也没有数。4月1日,希克曼通知柴成文,约有11.6万人可以遣返。十多天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说法,说“甄别”的结果是只有7万人可以遣返,其中志愿军战俘为5100人。对此,中朝方表示不能接受。谈判不欢而散。

  秘书处

  在参谋处工作半年后,杨冠群被调到为谈判提供综合性服务的秘书处。

  公开场合以朝方为主,是代表团的一条原则。有段时间,秘书处青年们中间流传着一些关于朝鲜生活的“怪话”,什么“马小牛大、门小窗大、官小架子大”,受到领导的批评。

  谈判初期,秘书处仅有数人,至停战前后已发展至八九十人,包括会议组、打字组、翻译组、负责监听和抄电码的新闻组。此外还有一个5人的专家组,包括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时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朱光亚,以及周珏良等外语教授。他们帮忙审校,出谋划策,从国际法角度对处理战俘问题提出建议。

  新闻组通过收集美联社、合众社、BBC、VOA等媒体的战地记者报道,整理成《For Your Information Only》,即开城版“参考消息”,提供给朝中懂英文的记者和工作人员。

  杨冠群要根据《For Your Information Only》汇总中朝方战俘在战俘营中被打死打伤的情况,交给代表团领导,用以辩驳美方或提出抗议。杨冠群调到秘书处后,几乎两三天就要抗议一次。后来毛泽东指示,不要一事一抗,才停歇了。

  代表每次从板门店归来,除向李克农、乔冠华直接汇报外,还必须向中央报告。有时因板门店休会迟,或因会议内容多,简报写完,经乔冠华修改,送李克农审批时已届深夜。等发去的电报从北京批复回来,往往已是次日清晨。此时,秘书处又需根据指示修改或重拟发言稿。

  发言稿有两类,一是长篇发言,系统驳斥对方论点,二是短兵相接时使用的临时发言稿。

  乔冠华思维敏捷,语言铿锵有力,是有名的“秀才”。他常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口中授词,通常由浦山执笔。

  秘书处处长浦山,194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有“人民的驴子”之称。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出国改穿西装,而他总是一套半新不旧的毛氏制服。谈判最紧张时,他搬到李克农和乔冠华的住所打地铺,随叫随到。有时连续几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因压力太大,常常在睡梦中大喊。

  浦山写成文后,再经乔冠华过目定稿。杨冠群等秘书处工作人员则静候在旁,每定一稿,就立即用五张白纸夹上四张复写纸,用力誊写五份,久而久之,中指上形成了厚茧。其中两份,立即送去翻译。这都需要赶在谈判代表上车出发去板门店前,时间十分紧迫,必须高效才能完成。杨冠群说,其中乔冠华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谈判会场,杨冠群主要做英文会议记录,后期兼做翻译。

  美方有职业速记员,几人轮流作业,10分钟换一次班。中方则是二人一组拼命同记,每次做完时间较长的会议的记录都头昏脑涨。回到开城,还需相互核对记录,有时还需找参加会议的翻译和参谋帮忙。一旁还有英译中的人员在等候,实行流水作业,整理出一页翻译一页。

  谈判顺利时,遇有重要发言美方还会递交一份发言稿;谈判濒于破裂时,美方代表稿子念得飞快,这种发言又大都是骂人的,不能向对方索要稿子,速记员只能全力跟上,实在记不下来就打虚线,以示遗漏。

  重要的中、英文会议记录要报给国内。如果用词过重,中央也会予以提醒。会场上两方对骂正酣时,中方会使用“无耻”“荒谬”“站不住脚”“帝国主义强盗”“挂羊头卖狗肉”等激烈言辞。美方听不懂“挂羊头卖狗肉”,曾表示对动物比喻不熟悉。对此,周恩来曾指示:我们的用词较为过分。

  李克农也对谈判代表强调,一定不要“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不要带着仇恨和情绪,要见招拆招。

  首席代表哈里逊

  5月22日,美国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威廉·哈里逊中将接替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出任“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上任10天,强硬的哈里逊就三次建议休会。最短的一次会议只有25秒,双方代表刚落座,宣布开会,对方就马上宣布休会。

  最让杨冠群等做英文逐字会议记录的工作人员头疼的是,会议进入低潮时,哈里逊就用读发言稿的办法来打发时间,而且念得飞快,像连珠炮,连英文速记高手冀朝铸也记不全。

  杨冠群记得,有一次哈里逊说,中国的被俘人员不愿意回国,因为回去后就会被送到“和平营”(Peace Camp)中去“再洗脑”。他们听后不知所云,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那时社会主义阵营也叫“和平阵营”(Peace Camp),不知哪位美国秀才捡到了这个词,以为就是“劳改营”的别称,就这样乱用上了。

  7月初,中朝方面做出了一个让步,即不再坚持“全部遣返”,而争取“绝大部分遣返”。对方的回应是将遣返的概数提高到8.3万人(其中志愿军6000人),声称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

  李克农与金日成等倾向于接受这个方案,但遭到毛泽东否决。他说,“我们的同志太天真了”,这个将人民军战俘的80%遣返而只将志愿军的32%遣返的方案,是挑拨性、引诱性的。斯大林明确支持了毛泽东。

  哈里逊于是将逃会从1.0版(3天)升级到了2.0版(7天),不久又升级到3.0版(10天)。他还公开挑拨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为了几千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去而拖延冲突,不顾只有很少人口和有限资源的北朝鲜继续遭受痛苦与灾难。

  9月28日,美方提出一个“三项任择其一”的新方案,仍是将战俘分成愿意遣返和“拒绝遣返”两类。在10天的休会后,哈里逊问对其提出的三点选择方案有何想法。南日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

  哈里逊于是宣布“无限期休会”,说完不等回答,站起身就朝帐篷外走。中朝全体人员则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蔑视。

  这是中朝方面针对“逃会”事先安排好的应对。杨冠群等年轻人还模仿京剧老生的腔调,发出中气十足的“哈、哈、哈”的大笑声,以让帐篷外的西方记者知道又发生了逃会事件。

  “解释遣返”

  考虑到长期休会已成定局,中朝谈判代表团缩减了规模。

  11月中旬,李克农、乔冠华、边章五、解方几位主要领导都回北京了,代表团由丁国钰和柴成文暂时负责,工作人员减至百人。动员时,领导说富余人员回国“过年”去了。但杨冠群等留守人员心中有数,这“过年”非同一般。

  由于谈判中断,杨冠群等会议记录人员便“失了业”。他被派驻板门店会场区,协助我方安全军官工作。

  板门店会场区边缘,地面上均置有橘红色的对空警戒布板,上空高悬着飞艇状气球,夜间还有垂直的探照灯。相对安全的会场区成为小动物的避风港,经常可以看到无家可归的流浪猫狗。

  双方代表各有一部无线电报话机,每隔一两个小时,一方就打开报话机问:你有什么信息给我吗?你有什么信息给我吗?对方答:没有,没有。再反过来问答一遍,然后双方互说“OK”,关机。

  这期间,力主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的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可否给美国一个台阶下,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乔冠华的意见是一动不如一静,拖下去,等对方先采取行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同意这个分析。

  对方果然采取行动了。

  1953年2月22日,美方安全军官通知中方去接一封“重要的信件”。到了会议帐篷,对方拿出一个白色大信封,叮嘱立即交给朝中司令官。回到会场区外的我方驻地,杨冠群打开一看,是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函,提议双方先行交换病伤战俘。

  杨冠群立即拨通了开城代表团的电话。接话人是冀朝铸。杨冠群逐字逐句念出英文信函,请他记录并报告代表团。

  恰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3月5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去世。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苏共领导人的注意力转向内部问题,对于处理朝鲜问题的方针马上有了改变,主张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毛泽东同意了这个主张。

  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建议在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并进行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声明表明,中朝方面已不再坚持“全部遣返”,而改为“解释遣返”,相当于一种“动员遣返”。

  6月8日,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

  “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人”

  停战后,双方首先交换了“直接遣返的战俘”。朝中方面交给对方12773人(其中美国人3579名),对方交给朝中方面75823人(其中志愿军5460人)。

  随后,开始了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解释工作。在板门店附近军事分界线的南北,都设立了新的战俘营。

  在北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下属的印度看管部队从中朝方面接管了359名“不直接遣返”的美方战俘。这些战俘全部听了解释,12人(其中2名美国人)接受了遣返。

  在南营,印度部队接管了22604人(其中志愿军战俘14704人)。90天的解释期,实际只进行了10天就难以进行下去。其中只有约2000人听了解释,总共有440名志愿军战俘和188名人民军战俘接受遣返。

  12月28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多数通过了一个“临时报告”,提交给停战缔约双方。报告称:“毫无疑问,在接管时战俘已被完善地组成许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现仍在营中保持下去⋯⋯这些战俘受到程度甚为可观的压力,在若干事例中牵涉到暴力行为。”

  报告指出,相当数量的战俘是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战俘营要求遣返的。他们在表达是否愿意遣返的愿望时所采取的这种不正常方式,“使人很自然地怀疑到,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人”。

  停战谈判期间,丁国钰担任了志愿军代表团工委书记,1953年4月接替邓华、边章五成为第三任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当年李克农曾说,丁国钰很有策略头脑,适合做外交工作。他不负所望,战后出任了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大使。在他出任阿富汗大使期间,杨冠群曾任他的英文翻译三年多。

  200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50周年前夕,杨冠群和战友去拜访了丁国钰。丁国钰对他们谈到,李克农和乔冠华都是开城代表团“不可替代的人物”。特别是,停战谈判涉及中朝两党关系,谈判中是朝方代表发言,而具体操作又是中方管,这很不好办。李克农从不流露“以我为主”的心态,因而得到朝鲜同志的信任和尊重。

  那些年,丁国钰位于北海公园附近的宽敞的家成了秘书处战友们的一个“据点”。2006年,二十多位开城老友为他过了90岁大寿。

  2015年5月,99岁的丁国钰去世。所剩无几的开城老友都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只有杨冠群一人去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送行,并代表秘书处战友敬献了花圈。


责任编辑:张迪 SN230

来源:新浪网